隆昌石牌坊對大足石刻藝術的承繼與發展

發布時間：2014-07-09 08:01:26 閱讀：5520

建造于明清時期的四川隆昌石牌坊，雖處于中國雕刻藝術的衰落階段，但其不論是從建筑技術，還是裝飾藝術，抑或是從文化及倫理蘊涵方而審視，都呈現出非凡狀態，或譽之為古老華夏文明尾聲之際的一顆“璀璨明珠”，當不為過。大足石刻與隆昌石牌坊的創制。牌坊石雕

我們知道，自古以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外古今，歷朝歷代概莫能外。大足石刻藝術的卓越鑄就是離不開其背后的經濟基礎的。”隆昌石雕牌坊的輝煌建造，同樣也是有賴于當時繁榮經濟的堅強支撐。巴蜀地區素有“天府之國”的美譽，秦漢以來農業就比較發達，其他產業亦頗為興盛。至唐代，巴蜀地區經濟狀況一直保持著良好狀態，尤其兩宋時期，巴蜀因為特別的地理環境——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和相對安寧的政治環境等因素，使得經濟的發展較別處為優，于是便有“當此之時，蜀中號為優裕”之說(李心傳，1937)到明清時期，某種程度上，中國封建政治呈現出逐漸衰退之象，但是封建經濟卻仍然向前推進，農耕文明繼續發展，巴蜀地區依靠自身的地理、經濟優勢雄踞一方。正是其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保證了文化及經濟發達的狀態，自然為各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十分豐厚的物質基礎。復雜的明清石牌坊

(一)大足石刻藝術的生成條件

大足經濟繁榮，一度出現富家云集、莊園林立的局面。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當地“土著”大戶人家，如鄭監簿、解瑜等;二是外來富家大莊園主，如嚴遜、馮輯等。莊園經濟的發展，雄厚資本的積累，有力地促進了石窟造像活動的繁榮。如石篆山石窟原來就是一座莊園的重要組成部分，據造像題記，第6號孔子及十哲龕、第7號三身佛龕、第8號老君龕均為大莊園主嚴遜出資開鑿。孔子及十哲龕左壁題記即云:“元禱戊辰歲(1088)孟冬七日，設水陸會慶贊記。發心鐫造供養，弟子嚴遜，愿世世生生聰明多智，岳陽處士文惟簡。”富有之人所占人數畢竟少于貧困之人，大部分平民百姓在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之下，雖然十分渴望尋求佛、菩薩的庇佑，但是薄弱的經濟條件并不允許他們可以如富有之人一般去開鑿石窟，頂禮膜拜。所以，從大足石刻造像銘文中便比較清楚地記載了捐資建造者往往是那些資產雄厚的大戶人家。再者，由于大足石刻作為晚期石窟藝術的杰出代表，與早期、中期皇家出資開鑿的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相比，主要反映的是民間集資鐫造情況，突出的也是民間信仰狀況，所以很大程度上，大足石窟的開窟石雕佛像多表現和彰示著個人功德追求。

大足石刻發展至兩宋時期，鑄成了甚為鼎盛的景況。文運昌大型牌坊，大型石牌坊盛的大背景，使得兩宋宗教文化得到了普遍重視。宋王朝最高統治集團對宗教文化的倡導，主要出于兩種用心:一是為了自身之祈福與長壽;二是為了牢固而久遠地維護其政權。這種自下而上地對于宗教的宣揚，形成了大足石窟造像的深厚文化背景。巴蜀地區漢代的造型藝術十分卓越，最為輝煌的是雕塑和畫像磚石，技法層而的成就非常之高，這為后來大足石刻的雕塑創造提供了堅實的技法支撐。此外，兩宋時期，宮廷、文人、宗教和民間等四大文化具有前所未有的兼容性，這也使得宋代文化發展到了封建文化的最高水平。具體表現在大足石刻藝術創造中的便是“三教合一”造像的精彩呈現。由此，可以看出，大足石刻的生成，具有豐富復雜的社會背景，其中包含了經濟、文化和藝術等多方而因素。也只有當各個領域都發展至較為顯著的高度之時，才有可能出現藝術及文化的繁榮景象。也叫做石牌坊或者石牌樓

(二)隆昌石牌坊的建造背景

隆昌自南北朝時期即是巴蜀古驛道、川東云路古驛道、敘馬古驛道、西南往黎雅羌之徑、自貢到雅州漢源古驛道的交匯之地，史稱“隆橋驛”。隆昌優越的交通條件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不少便利。這種便利，首先帶來了當地的商貿經濟繁榮，這為建造牌坊創造了扎實的物質基礎。于此，值得一提的是隆昌的移民現象，從清順治后期起，政府開始采取招募移民入川墾荒的政策。移民大舉入川之勢到乾隆中葉以后方才逐漸衰減。嘉道年間仍有外省移民入川定居的情況發生，但己不是墾荒農民，而是以商人為主。正是由于大批移民的到來，使得川地資源得以融匯整合，并形成了具有多種特色交匯的文化狀態。據云頂鄉《郭氏族譜》記載:云頂郭氏家族，其始祖郭孟四于洪武四年自湖廣麻城縣遷隆，挑行李至云頂山婭，衣籮滾于山下，遂定居于此，就地插田耕耘，故名其處為“梭籮婭”。從孟四入川至今，己傳二十九代，至郭廉中進士，授御史，故后裔為官者頗多，成了隆昌望族。郭氏產業雄厚，1950年川南工委書記楊超曾說:‘郭氏家族五百年世家，經歷了三朝大地主，在中國極為罕見。除了桐城方家，恐怕沒有其他家族可以比擬了。”這些移民后裔或為官或農耕或農商并舉致富后，有了充足資金，為了張揚祖先的功績就存坊作碣。于是形成了隆昌豐富多彩的石雕牌坊。某種角度上看，正是由于移民多所帶來的文化融合，為隆昌牌坊的建造賦予了濃厚的多元文化特色，往往不拘于一種規定模式，自然形成建筑形制以及裝飾設計的豐富多彩。公園石牌坊

此外，另一重要原因便是石質材料的獨特擁有。在隆昌城北關外的村落，擁有名貴的青石巖，其資源頗為豐富，可謂全川第一。其硬度次于花崗巖，具有防滑吸水的優點，是雕鑿古建構件及工藝品的好石材，這為修建石雕牌坊群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當然，不可忽略的還有當地人不凡的文化見識與膽略。某種程度上，他們不僅占據便利之地，而且所受到的文化教育和形成的個人見識也高于其他地區，所以在隆昌石牌坊群中，有一些牌坊是由平民向朝廷申請旌表而修建的，顯示了卓越見識與遠謀。牌樓石雕

(三)大足石刻與隆昌石牌坊創制條件的異同

隆昌作為一個交匯點，“東連荊襄，北接秦隴，南通滇海，西馳敘馬，東北阻安岳、榮城，西南往黎雅羌之徑，以彈丸之地而當六路之沖”，輻射范圍較廣。大足位于其東北方位，與隆昌緊鄰，且有安岳、榮城充當連接點，可見，二者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比較密切的聯系。

可以說，隆昌石牌坊是建造者們追求精神寄托的一種產物，其建造形式與大足石刻有著相似之處，即區別于其他由皇家為主、朝廷達官貴人為輔捐資造坊的營建方式。此種造坊作褐，目的大多為歌功頌德、彰表節孝等義行，這就形成了當地的一種文化繼承和弘揚之風。如此選擇“自己”出資彰表“自己人”的景況，即彰表的皆是為當地做出突出貢獻或者具有崇高德行之人，此舉所產生的社會積極意義，值得肯定和贊賞。如牛樹梅德政坊的存坊人牛樹梅，其于道光二十四年任隆昌縣知縣，性情溫和善良，執政勤勉，處事公正嚴明。他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減少搖役、發展農業和教育、鼓勵節孝樂善等等，為醇化當地民風做出了不少貢獻，使得百姓安居樂業。該坊文字內容即是恭頌其德政的。五門五樓石雕牌坊

所以，大足石刻與隆昌石雕牌坊在生成背景上有著顯著共性，即他們的目的皆是為了宣善揚德，教化世人。大足石刻在此方面的表現毋庸置疑，寶頂山大佛灣中《父母恩重經變相》便是特色鮮明的例予《父母恩重經變相》對于“父母十恩”的理性安排，一方而使人倍感嚴肅，另一方面將“孝道”巧妙融入其中。譬如東壁之《生子忘憂圖》，整個畫面洋溢著濃郁的夫婦得子后的歡樂情緒。碑刻所頌:‘初見嬰兒面，雙親笑點頭。從前憂苦事，到此一時休。”正好點化了畫面所享天倫之樂的意旨。明白地告誡人們對于父母之恩的重視，并且應當融入到世俗生活之中，如此無形之中，便對人們的思想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再從隆昌石牌坊來看，隆昌是“六路要沖”，作為驛站，是商賈士民的流集之地，官紳軍卒過往之道。所以隆昌石牌坊的修造、雕刻、撰文都極其講究，皆為非凡人物如清官、孝子、節婦等而建立。或為彰表清官德政而建，如牛樹梅德政坊、劉光第德政坊等;或為彰表尊老愛幼而建，如郭陳氏節孝坊、節孝總坊等;或為彰表貞節烈女而建，如楊邱氏貞節坊等;或為彰表樂善好施之功德而建，如郭玉巒功德坊等。就坊上雕刻內容審視，基本為人們耳熟能詳、甚為喜愛的傳說與典故。如禹王宮山門坊右次間中匾上以高浮雕局部鏤空雕刻的“紅泥澗秦瓊救主”故事，人物傳神，衣紋流暢，戰馬造型生動，戰斗場而異常激烈，雕刻非常細膩。這是表現忠義的場面，其內容正是人們喜聞樂見的故事。另外，坊上所撰之文皆是歌頌坊主或者坊人之功績與德行，這些一般為人們周遭之人或事，地方色彩濃厚，具有強烈功利用途，即以身邊之人為榜樣，意在不斷規范大家的思想和行為。所以，我們說隆昌石雕牌樓的建造，客觀上構成了一個絕好的宣傳教化基地。總之，隆昌石牌坊與大足石刻在為自身祈福和維護政權這兩種目的的基礎之上，通過較高強的藝術水平充分地展現了巴蜀地區精湛的石刻藝術，二者在創制時間上存在早晚之別，各有千秋，卻又血脈相連、遙相輝映。石牌坊石牌樓，五門五樓樣式

倘若追溯更早些，同屬巴蜀地區的三星堆文化，許多青銅器具成為世界之最，如世界上最早且最高的青銅神樹，世界上最早的雕刻精美的人頭魚鳥圖案金杖等。或許，三星堆文化奇觀所顯示的深邃而優秀的基因，對大足以及其他石刻藝術的影響和促動發展也是不可否認的。不論是三星堆延續時間長達五六百年的青銅文化，還是由唐至宋乃至明清時代蓬勃發展的大足石刻藝術，其對隆昌石牌坊建造的微妙影響應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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